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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总之到世纪末东京电影节创办了十五年，举办了十一届，中间就不一一列举了，上一届的影后是刘若英，可以感觉到中国人在这个电影节上的份量。

    所以电影节是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事情，树可不是一两年就能长大的，凤凰也没那么快就愿意飞来，得投得下本钱耐得住寂寞。

    “东京电影节是由东京国际映像文化振兴会主办的，背后有政府和财团支持，否则是支撑不下去的。”

    北野武说这话的意思很清楚，电影节很花钱，苏长青虽然拍了几部热门电影，但也没赚非常多的钱，凭个人很难做成这件事的。

    “而且贵国的情况和日本还不一样。”

    不一定的地方多了去，北野武点到即止，没有深说。

    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无处不在，苏长青必须还得考虑另一个风险，现在的许多事虽然比改革之初好许多，但还是没那么靠谱。

    如果上面批准了电影节项目，给一阵政策狂风，那么站在风口上真的连猪都可以飞起来。

    可万一风突然停了呢？

    那恐怕就把猪摔死了。

    苏长青不是猪，曾经见识过种种可能性，当然明白必须把事情整踏实了，如果最终真可能成一阵风，那就当今天异想天开说胡话了。

    从电话里韩厂长的语气可以听出来，他对这事感兴趣。

    电影节的职能与他的业务有许多重叠，但也有更多延伸，这是一件能拓展权力以及影响力的事，何乐而不为？

    从八十年代开始，上海的老电影艺术家谢晋、白杨、秦怡等纷纷倡议要在中国举办国际电影节。

    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，九三年上海真就办起来了。

    上面倒也没有厚此薄彼，很注意平衡，同一年也批准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，一度也挺热闹。

    如今六年过去了，上海电影节已经成为国际A类电影节，越办越好，而大学生电影节成了京圈电影人的派对。

    只能说两地电影人的行事风格真的有巨大差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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